2021年9月28日-29日，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史研究所、遵义师范学院主办，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科举文化专业委员会、遵义海龙屯文化遗产管理局协办，遵义师范学院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承办的“第二十届科举制与科举学学术研讨会”在遵义师范学院顺利召开。来自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浙江大学、复旦大学、四川大学、武汉大学、台湾东吴大学、美国维斯廉大学等30余所海内外高校和南京中国科举博物馆等科举类博物馆、台北故宫博物院的94位专家学者齐聚有“红色圣地”美誉的贵州遵义参加本届主题为“科举制度与科举文化”的国际学术研讨会。

会议开幕式在遵义师范学院学术交流中心举行，由遵义师范学院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院长陈季君教授主持。遵义师范学院校长刘肇军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史研究所副所长邬文玲研究员、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科举文化专业委员会主席团主席、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张希清教授、贵州省教育国际交流协会会长周宝英、美国维斯廉大学Patrick Dowdey教授先后致开幕辞。

主题报告阶段，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史研究所研究员、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科举文化专业委员会主席团主席李世愉先生主持。

浙江大学文科资深教授、科举学与考试研究中心主任、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科举文化专业委员会主席团主席刘海峰以《科举文化与科举学》为题作大会报告。刘海峰教授认为科举是中国帝制时代后期的制度支柱和文化主脉。由于对文化的理解有广义和狭义之分，现在对科举文化也有两个概念。小概念或狭义的科举文化是指精神文明领域中的相对于政治、经济方面的文化概念；大概念或广义的科举文化泛指一切与科举有关的文化现象与文化遗产，它实际上几乎涵盖了科举时代的整个民族文化。现在人们通常说的科举文化一般多指广义的科举文化。由于文化具有很强的传承性，科举文化研究因而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它也在根本上支撑着科举学走向繁荣。

浙江大学人文学院教授、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科举文化专业委员会主席团主席龚延明报告了《明代科举研究的基石——<明代登科总录>》的基本情况。《明代登录总录》共25册，共计1961万字，是一项浩瀚的大工程。《明代登科总录》的问世，为全面、深入研究明代科举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堪谓“明代科举研究的基石”，特别是其包含的明代89榜、27591名进士的传记信息大数据，对明代精英分类、分等及上下流动的变化、区域分布特点等，为重新审视明代进士群体精英对明代政治、教育、文化的介入与影响等问题，提供了可靠的数据与文献资料，具有十分重大的学术价值。

其后，中央民族大学教授彭武麟教授作题为《简论科举制在边疆民族地区》的报告；复旦大学中文系陈维昭教授以“八股文与戊戌变法运动”为主题，强调应为八股文平反；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边疆研究所编审、《中国边疆史地研究》李大龙主编作了有关科举研究的数据分析；首都师范大学金滢坤教授作了题为《“中国第五大发明”及当代启示——科举制度的创建对隋唐选官制度变革的影响》的报告；遵义师范学院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副院长郗玉松副教授探讨了土司参加科举与科举制度对西南少数民族社会的影响；台湾东华大学历史学系张琏教授作了题为《科举视野下的边陲华夏——从台湾宜兰一对旗杆石座谈起》的报告。

在分论坛上，我院高级访问学者罗立祝副教授共同主持了第一组的会议研讨工作；博士生袁浪华以“张之洞与近代学科知识的传播”为题、博士生钟伟春以“科举繁盛与考官增设——以宋代省试同知贡举官为中心的考察”为题、博士生苑津山以“宋代科举下神童教育的方式、特征及当代因应”为题、博士生韦骅峰以“民初遵义籍教育家毛邦伟科名问题考”为题，各作了论文报告。浙江大学文科资深教授、科举学与考试研究中心主任刘海峰还应邀担任第二组的点评嘉宾。此外，我院博士后朱沛沛向大会提交了《21世纪以来中国科举研究的热点与前沿——基于核心期刊（2001-2020）的文献计量分析》学术论文。

闭幕式由浙江大学文科资深教授、科举学与考试研究中心主任、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科举文化专业委员会主席团主席刘海峰主持。浙江大学古籍研究所祖慧教授等学者按组别依次汇报了分论坛讨论情况。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史研究所研究员、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科举文化专业委员会主席团主席李世愉先生作会议总结，认为科举会议的影响越来越大，贵州的科举研究力量在不断壮大；本次科举会也对土司问题、边疆问题进行了关注，是一次多视角融合的会议；科举研究的深度广度上进了一大步，科举文献整理得到进一步推进。

另悉，会议期间，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科举文化专业委员会还举行了理事及常务理事的换届改选会议，会议由北京大学张希清教授主持。浙江大学古籍研究所祖慧教授当选常务理事和主席团主席之一；浙江大学科举学与考试研究中心副主任李木洲研究员新增为理事，并当选为副秘书长。

内容来源/浙江大学科举学与考试研究中心

文/苑津山

图/会务组

2021年9月29日